四川甘洛为什么有拿么多的尘肺病的人

最近经常有小伙伴私信询问四川甘洛为什么有拿么多的尘肺病的人相关的问题，今天，院校专科指南网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一览：

• 1、山西医科大学是几本？
• 2、山西医科大学是几本？
• 3、四川甘洛为什么有拿么多的尘肺病的人

山西医科大学是几本？

山西医科大学在山西既有本科一批招生又有本科二批招生，在外省大部分为本科二批招生，我们通常可以认为山西医科大学是二本大学（自2011年开始，山西省高考将本科三批并入本科二批C类招生）。

学校前身是山西医学传习所，创建于1919年8月。1921年8月，改为山西医学专门学校。1928年8月，更名为山西医学专科学校。1932年1月，组建为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院校专科指南网

1940年3月并入山西大学，称作山西大学医学专修科。1946年8月，升格为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1953年9月，独立建校，更名为山西医学院。1996年9月，更名为山西医科大学。

学科建设：

截止到2022年1月，学校现有 1个国家重点学科——生理学；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细胞生理学实验室；1个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分子影像精准诊疗协同创新中心。

1个国家卫生健康委重点实验室——尘肺病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级示范中心——临床技能实训中心、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

13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重症医学、泌尿外科学、中医护理学、骨科学、肾病学、普通外科学、老年病学、急诊医学、风湿免疫学、护理学、病理学、眼科学、心血管内科； 各类省级优势、特色、重点学科15个；各类省级重点教学科研平台31个。

以上内容参考： 山西医科大学-学校简介

山西医科大学是几本？

山西医科大学在山西既有本科一批招生又有本科二批招生，在外省大部分为本科二批招生，我们通常可以认为山西医科大学是二本大学（自2011年开始，山西省高考将本科三批并入本科二批C类招生）。

学校前身是山西医学传习所，创建于1919年8月。1921年8月，改为山西医学专门学校。1928年8月，更名为山西医学专科学校。1932年1月，组建为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1940年3月并入山西大学，称作山西大学医学专修科。1946年8月，升格为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1953年9月，独立建校，更名为山西医学院。1996年9月，更名为山西医科大学。

学科建设：

截止到2022年1月，学校现有 1个国家重点学科——生理学；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细胞生理学实验室；1个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分子影像精准诊疗协同创新中心。

1个国家卫生健康委重点实验室——尘肺病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级示范中心——临床技能实训中心、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

13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重症医学、泌尿外科学、中医护理学、骨科学、肾病学、普通外科学、老年病学、急诊医学、风湿免疫学、护理学、病理学、眼科学、心血管内科； 各类省级优势、特色、重点学科15个；各类省级重点教学科研平台31个。

以上内容参考： 山西医科大学-学校简介

四川甘洛为什么有拿么多的尘肺病的人

甘洛县有丰富的铅锌矿资源,在矿山工作的大量人群吸入大量有害粉尘，出现尘肺病。

四川省乐山市沐川县。从成都出发，要换三趟车、使用三种交通工具，最后还得手脚并用地爬一段山路，至少花费7个小时。结果，74岁的庄稼人王作礼只用短短的19个字就向外乡人说清了他家的故事：“我有五个儿子，三个儿子生病，到现在死了两个。”
起初，他们以为这种“怪病”是肺结核，后来又有人说是出去打工中了“铅毒”，直到几年后拿到诊断证明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种名叫矽肺病的职业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尘肺病。
这时，它已经让王家三个儿子的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石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压垮了生命以及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
10年间，王作礼失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已是矽肺二期。他的家庭被尘肺包围了，他的邻居也没能逃脱。在这个800多人的村子里，尘肺病患者至少有15人，至今只剩8个还在呼吸。
“哪想得到什么尘肺不尘肺的，只想多挣点钱”
家中最小的两个儿子去世了，留下74岁的父亲王作礼和75岁的母亲杨才书。
王作礼的腰弯了，浑身的关节都在疼。杨才书整宿睡不着觉，白天呆坐在炭火盆边垂着头打瞌睡，连拐杖摔在地上都没听到。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他们养的公鸡蹦来蹦去，神经质地叫个不停。
王作礼有七个儿女，去世的老五和老六生前和他们住在一起。52岁的大儿子王祖全独居山下，有时会爬上山来看看他们。这个中年男人总是驼着背，矽肺二期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
这条熟悉的山路，王祖全曾经一口气就能跑上来，现在歇上三四次，还喘个不停。1988年农闲，27岁的他就沿着这条泥泞的小路走出大山，去甘洛县的铅锌矿区打工。
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有丰富的铅锌矿资源，山上遍布的矿井就像马蜂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被称作四川的“小香港”。本地和邻县的许多年轻人都去那里淘金，其中就有王祖全和他的四个弟弟。
人们口中的“小香港”，其实到处灰蒙蒙的，空气混杂着浓重的柴油味，与山清水秀的沐川相比简直是“两重天”。不过，那里的矿工挣得比沐川县城公职人员还要多两倍。对于一个只有3亩田的9口之家来说，这是条“划得来”的出路。
“哪想得到什么尘肺不尘肺的，只想多挣点钱。”坐在炭火盆边，王祖全避开升起的烟，眯着眼睛说。那时，他对生活最大的期望，就是“幸福一点，找个对象，回来好好过生活”。
在矿井里拉了一个月的沙子，王祖全觉得不挣钱，改行当了炮工。他佝偻着腰爬进窄小的洞口，在岩石上打孔，把炸药填进去，再跑到几十米外点燃引线。他的防护装备，就是一只最普通的防尘口罩。
灰尘让王祖全看不清一米外的人。从井洞出来，他满脸白灰，咳出的痰里也带着灰。在那种环境里，连老父亲都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1991年，王作礼在甘洛矿上做过5个月的饭，他只记得有人从洞里钻出来，但四处都是灰尘，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
“当时不晓得沙。”20多年后，王作礼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
没人把这些白灰当回事。王家兄弟几个在矿上碰面时，也抱怨这里的空气让人恼火。可一转头，他们又商量着跟哪个老板干活时间短、挣得多。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自己洗干净就没事了，“就算灰尘吃到肚子里，最后也会排出来啊”。
村里人还在羡慕这些“先富起来的”。看到拎着水果回家的他们，有的邻居用夸张的语调招呼着：“哦，挣大钱的回来喽！”
去甘洛零碎地打了4年工，31岁的王祖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娶了比自己小10多岁的姑娘，还用打工攒下的一万块钱在山下的公路旁盖了8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新房。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
“她年轻，别人都说她漂亮。”尽管这段婚姻只维持了5年就因贫穷而结束，但提起那段光彩的日子，王祖全耷拉的嘴角终于扬起来，露出羞涩的笑容。
“钱没挣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
最先感觉这些灰尘不太对劲的，是从小体质就弱的老六王祖华。
2003年，留在矿上的王家兄弟只剩下老大、老五还有老六，三个人已经断断续续当了10多年炮工。这年农闲，他们像往常一样钻进井洞，可没干多久，老六就开始一直咳嗽，总觉得累，最后连路都走不动了。甘洛县的医生说他得了肺结核，让他别在矿山干了。
老六回家吃了大半年治肺结核的药，病没好，胃口倒变差了。这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只要晚上脱了衣服睡，第二天起来就会感冒，半个月都好不了。
那一年，甘洛县的矿山发生了塌方事故，四川省政府要求对非法开采的矿区进行整改。被遣散的工人忙着找其他活路，没人在意王家老六的这种病。
老五王祖团还是单身，那段时间，他正四处找对象，刚刚认识了一个离婚、在县城有正式工作的女人。可从甘洛回来半年后，他也开始咳嗽，还咳出了血。
老五的病来得比老六更凶。父亲把田地转包出去，拿了4000元送他去山西治疗结核病的专科医院，治了一个多月，钱花光了，病却不见好转，最后只好回家继续吃普通的感冒药。
怕他的病传染，家里人单独给他备了副碗筷，饭菜也是单舀出来的。
只有一年时间，老五的身体就垮了。他瘦得不成样子，走不了路，睡不了觉，躺在床上后背疼，坐在火盆边又差点一头栽进去。
这个淘气、爱结交朋友的年轻人，变得脾气暴躁，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又要喝粥，等到母亲杨才书端过来，他又吃不下了，只是粗重地喘着气，脖子一下一下地向上抻着。
胸口疼得受不了时，他用秤砣砸自己的脑袋，因为没有力气，只砸出一个大包。他想摸灯泡电死自己，结果也没死成。
“砸也砸不死，烧也烧不死，没得问题了。”老五又嚷嚷着让父亲卖掉家里的牛犊，给他买药治病。
两个儿子接连生了“怪病”，都要拿钱吃药，王作礼心里很恼火。这个家本来就不富裕，住的还是土坯房，屋里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患有风湿的王作礼常常要走两公里的泥浆路，上山砍一百多斤竹子，扛在肩膀上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背到公路边，换三四十元贴补家用。
好脾气的他有时也忍不住抱怨：“钱没挣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
儿子和竹子把王作礼压得喘不过气。“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他伸出一双皱巴巴的大手，揉着上面的关节。“他的腰杆也伤了。”坐在旁边半天没说话的杨才书心疼地插了一句。
2005年冬天，老五病得“心里发慌”。他藏在屋里的石磨后面，冲出来毫无缘由地给大哥头上一菜刀。王祖全捂着头，血顺着手指缝流下来。要不是老五病得没有力气，这刀下去他就起不来了。
住在县城的弟弟雇了辆面包车赶来，背大哥下山，去县医院缝了7针。这道伤口留在王祖全的头皮上，现在还时时作痛。
杨才书吓得不敢在家里呆着，跑到邻居家吃了几天饭。
在屋里叫唤了两天后，36岁的老五王祖团死了。谁也说不清他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记住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刀。直到老五咽气，全家人依然认为夺走他生命的是肺结核。杨才书把他用过的碗筷在屋外摔碎了，怕勾起伤心事，又把他的照片烧了。如今，这个家中找不到一丝他存在过的痕迹。
葬礼上，杨才书哭得昏了过去。家里另一个病人老六害怕了，他有些灰心地问大哥：“以后我怎么办啊？”
“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
老五埋在屋前坡地的竹林里，连块墓碑都没有。
按照当地习俗，白发人送黑发人，坟冢不能起在比自家屋子高的地方，也不能给晚辈扫墓。老五直到死都没有成家，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这些年，杂草从坟堆的石块里肆意地钻出来，青苔已经快把那里占领了。
老五生病那几年，村里好几个年轻人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和王家三兄弟一样，他们都在甘洛县打过工，当的也是炮工。人人都以为这是肺结核。大家坐在一起打牌、摆龙门阵，背地里却偷偷说：“别跟他们得病的一起吃饭，要传染的。”
就连乡里的医生都提醒过一个村民：“你要注意喽，你们村那么多肺结核，你跟他们一起，别被传染了。
老五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去世的。看到他死前的样子，其他得病的人害怕了，有人说“不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了”。
不过，凑在一起闲聊时，也有人开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怎么只有去甘洛打工的人才得这个病，家里亲近的人反倒没一个被传染呢？直到他们听说沐川县又死了两个工友，这才意识到这个病大概和自己的工作有关系，可能是在甘洛中了“铅毒”。
当时他们认为，这是“自家倒霉，命该如此”。王祖全还劝六弟：“打工时不知道，得了病只能自己保养。”
实际上，五弟去世时，王祖全已经感觉自己的“铅毒”也发作了。他心慌、胸闷，症状和老五、老六刚发病时一模一样。这个原本一天能挖半亩地的男人，现在跑得稍微快一点就觉得累。2006年，他去县城看病，医生指着他的肺部CT说，上面有“小点点”。
“你的肺有问题，不能去打煤矿了，要好好调理。可能是尘肺病，这个病凶得很。”医生说。
这是王祖全第一次听到“尘肺病”这三个字。他模糊地意识到，夺走五弟生命的可能并不是肺结核，而是十几年前就被他们吸入肺泡的灰尘。
从医院回来，他没忘提醒同样去甘洛县打过工的邻居李树权：“你可能也得了。”
和老五同岁的李树权急得连连摆手：“我没得没得。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口罩捂得紧，干工干得起，走路也走得起，还能扛200斤竹子。我肯定没得问题！”
两年后，李树权突然感到心慌，觉得“有一股气在五脏六腑游走”。他感觉不妙，赶紧托熟人带他去临近大一点的县城看病。
“你是不是在矿上干过？你得了尘肺病。”医生很直接地告诉他。
李树权懵了，他带着胸片又去成都的华西第四人民医院（四川省职业病防治医院）检查。医生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不用再查了，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你赶紧找你的老板打官司吧。”
“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老六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叠成一个小小的四方块，收在纸盒里。拿到这张证明时，他已经病了7年，矽肺三期，相当于到了晚期。
证明书上的铅字提醒他“一年复查”。但还没到一年，他就去世了。这张来之不易的纸，如今已变得褶皱、潮湿，一些地方甚至生了黄斑。
2010年底，一家网站的志愿者用摄像机记录下老六王祖华最后的样子。镜头中的他戴着鸭舌帽，穿着厚重的黑色上衣，喘气声很大，说话时脸上闪现出一丝不合时宜的幽默感。
“我们五弟兄都是干这一行的，死了一个。”他想了想，瞪大眼睛补充，“他死了5年哦。”
在老五王祖团之后，村里又有3个年轻人还没搞清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就稀里糊涂地死了。
要不是河南人张海超的出现，他们对真相的等待还会更加漫长。2009年，28岁的河南小伙子张海超在医院“开胸验肺”，打算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他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用人单位予以61.5万元的工伤赔偿。
那时，远在四川山里的这个家庭已经快撑不住了。老六的病越来越重，每隔一段时间，王作礼就要踩着泥浆路，徒步两个小时去乡里给儿子买药，每月药费六七百元。他向妹妹借了1万元，至今没还上。
同村的工友在手机上看到张海超的新闻，才知道原以为只能“自认倒霉”的职业病，也属于工伤，可以得到赔偿。可他们当初并没有和矿主签订劳动合同，矿山整顿后这些矿主早已不见踪影。沐川县几十个生病的工友联名给卫生部写了封信，很快得到了批复。他们拿着“红头文件”去信访局开证明，租了辆大卡车一起去乐山市疾控中心做鉴定。
拍完CT，一位医生出来对走廊上的他们说：“你们几十个人，全都有问题。你们要抓紧时间。”
那一次，沐川县经医学鉴定确认的尘肺病患者共有47人。王祖全是矽肺二期，邻居李树权也是矽肺二期，老六王祖华已经是矽肺三期。
老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王作礼请人做好了棺材，就停在屋子里。诊断证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帮助。这个爱说笑话的小个子，最后连话都说不完整了。他难受得在床上爬来爬去，疼得想用刀子捅自己的胸口。
“我已经完了，绝对完了。”清醒的时候，他不放心地对大哥说，“我要是死了，你们多照顾父母。我死了，他们以后咋办？”
说起这些事，王祖全低下头，重重地叹了口气。“哎，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杨才书在小儿子床边守了好几宿。王作礼刚替下她，老六睁开眼看不见母亲，嘴里叫着“妈——”。
2011年1月31日，距离春节还有两天。躺在床上抻着脖子日夜呻吟的老六，让父亲抱他去解手。这个40岁的男人已经瘦得只剩60多斤了。到了厕所，老六解不出来，王作礼又把他背回屋里。他本想把儿子放在竹椅上歇歇，可老六的身子一下滑到地上，王作礼回头才发现，儿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哪个晓得他就死了。”王作礼平静地讲完那天发生的事情后，突然重重地说：“这个病，死也死不到，好也好不到！”然后，他又呆坐在火盆边，回到往日的沉默中。
老六去世后第二天就是除夕。邻居帮忙把他的棺材抬到竹林里埋了，和老五相隔不远。送走乡邻，已经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家里人都没胃口，随便弄了点剩饭剩菜将就吃了。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本该热闹的夜晚冷得很，天空飘起了雨和雪。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
老六带着肺里的灰尘走了，他也把灰色留在屋子里。
这个家庭才刚刚告别了带着裂纹的土坯房。汶川大地震后，他们用政府补助的钱在老屋旁边盖了宽敞的新房。新家的大门上还贴着喜庆的对联：“出门求财财到手，在家创业业兴旺”，横批是四个字——“幸福之家”。
可最终迎接他们的还是不幸。新屋还没粉刷，老六就去世了，墙壁至今都保持着水泥本来的颜色，房间里显得灰沉沉的。
有半年时间，杨才书和邻居说着说着话，眼圈就红了。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昏昏沉沉的她又在菜地里摔了一跤，半个身子都没了知觉。出院后，她的腰伸不直，只能靠手里的竹竿支撑身体。
怕她伤心，王作礼和大儿子用塑料纸和竹竿搭了个屏风，挡在家门口，免得一出门就能望见老五的旧坟和老六的新冢。
可杨才书的心已经伤透了。有一次，王作礼带她出去散步。老两口牵着一根竹竿下山，走在前面的杨才书突然说：“我不想活了，不如一头栽下去。”王作礼劝她：“以前都没的吃，都活过来了。现在生活这么好，你还要死？”
王作礼的心里其实也不好过。老伴这么一病，家里的活全都压在他身上。清晨5点多，他就要起床，烧火、烧水、做饭，有时还得上山砍点儿竹子。12岁就下地干活的他，如今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老人的眼睛也不大好使了，他把电话号码放大几倍后抄在墙上才能看清。可关于杨才书的一切，他却眼明手快。这些天家里来了客人，他看见老伴在饭桌上只吃眼前的素菜，就探身夹了块肉饼放进她碗里。过了一会，他发现老伴一个人呆坐在墙角，转身又从厨房里拎了个炭火盆出来。
王作礼的身上还背着儿子治病时欠下的债。他对生活的希望，只剩“快点还上钱”这么简单。可当家里的外乡客人要把钞票塞给他时，老人却连着往后退了几步，退到了墙角。他摆了摆手，扬起下巴说：“这是你个人的钱，我不能要。”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没有让他们的维权变得一帆风顺。甘洛县的矿山早就被政府收回后拍卖了，新来的老板说这些历史欠账和他们没关系。
王祖全他们到甘洛县法院起诉，对方不受理；到省里上访，信访局的人说：“你们这个由当地政府解决”；回到沐川，政府官员又说：“我们当地政府困难，只能向上汇报、请示上级领导。”
就连曾经羡慕他们的村里人也说起了风凉话：“找政府也没用，你自己去挣钱得的病，与政府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件事，1990年代中期“脱贫”的沐川县也觉得“挺尴尬”。县信访局局长解释道：“他们要求进入工伤保险赔偿，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只能关心他们的生活、就医和子女就学。这是跨地区的事，必须由甘洛来解决。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让对方认这个账。我们现在无能为力，也很尴尬。”
而在甘洛，等待“认账”的尘肺病患者至少还有上百人。
王祖全的病在等待中变重了。别人给他拍照时，他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精神一点：夹紧双臂，手指贴在裤缝上，可后背就是伸不直。每天晚上，他只能睡两个小时，怎么呆着都难受。第二天下不下雨，他的肺比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还准。他跟别人说自己已经看开了，“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还是要吃饭，反正怎么都要吃饭。”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他说。
自从被鉴定出患有尘肺病后，王祖全和烟、酒还有辣椒告别了，就连他过去最爱的羊肉汤也不能喝了。有工友开玩笑说，得了这个病最大的遗憾，就是“与麻辣美味无缘了”。
2012年，沐川县政府为这些尘肺病人设立了一笔20万元的专项救助基金，供他们去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治病。王祖全通过这笔钱去成都洗了肺。接连失去两个弟弟的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可医生告诉他，“洗一下会好一点”。
王祖全洗了4个多小时，全麻苏醒后浑身都没力气。护士拿来一个玻璃瓶让病床上的他看，里面的水是黑色的，还有很多“垃圾”沉在瓶底。
“你看嘛，这就是你洗出来的水。”她说。
这时，距离王祖全离开矿山已经快10年了。他终于看到了这些曾经被他们轻视、却夺去两个弟弟生命和自己健康的尘埃。
“我们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
再过几天，又是除夕了，这个家却没什么过年的气息。王作礼打算杀一只鸡，他没有力气再养猪，房梁上挂着的腊肉是女儿从山下背来的。今年他不打算放炮竹了，因为老伴耳朵不好，自己也没心情。
老六去世整两年了，如今，他的坟也长出了荒草和青苔。家里没人主动提这件事，王祖全在成都打工的儿子回来看见了，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这个书没读完就离开家的19岁年轻人对父亲说：“六叔的坟是土堆堆，我以后挣了钱，给他垒个砖块块的。”
王祖全山下的那间大房子，曾经被村里人羡慕的砖木结构大屋，也已变得残败不堪。如今，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里面，屋里四处堆着杂物，下雨时屋顶还会漏雨。因为骑摩托车时不小心摔到山下，他磕破了头和膝盖，这些天只能住在山上的父母家。他打算赶紧去县城租一间百八十块钱的房子，自己的屋子就快不能住人了。
“我总有一天要死的，我不可能死在这个屋里。弟弟妹妹会有看法的。”坐在父母家的火盆旁，他压低声音说。早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他，如今就靠县政府每个月300元的补助和100多元的低保生活。
洗完肺的王祖全还是没什么精神。他总是“哎哎”地叹气，觉得洗肺其实也“没多大效果”，又听说洗完肺还需要注意保养，就更不敢再洗了。他对未来已经不作打算，“今天过了，明天过不过都无所谓，反正知道自己早晚要死。”他哈着腰说。下午4点，屋里已经有点暗了，火盆里的炭烧成了灰。
与脆弱的肺相比，王祖全更担心另一件事：“我们这些人越死越少，政策要是有一天没有了，又没人管我们了。我们现在还不是工伤保险，如果解决了就不操心了。”
做完职业病鉴定3年来，包括王家老六在内，村里又死了3个人。死的人一多，大家连日子都有些记不清了。这天下午，在王作礼家围着火盆摆龙门阵的几个人，为一个工友去世的时间争了起来。
“2011年的腊月。”“肯定是2012年的元月。”“反正是冬月！”
邻居李树权这天也在。他伸出左手，掰着手指，总结似地发言：“我们村15个尘肺病人，现目前还有8个。我算过的，他们这里两个，付代金、陈谢培，邵洪兵，杜正才、陈谢忠，死都死了7个了！”他每放下一根指头，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
“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王祖全驼着背补充道。
屋里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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